应该承认，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乏优秀之作，然而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时常处于劣势，因而常常使不少人感到焦虑。但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作品如何被推介到更多的人那里，获得更大的世界性意义，而是如何把握创作资源，为读者拿出更好的作品。我们从作家讲述的故事就可以体味到这点。

　　作家刘震云讲的故事是，上世纪初，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到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传教，住在一个和尚的破庙里，传了40多年，风里来雨里去，只发展了8个信徒。一天，传教士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就想发展杀猪匠信主。杀猪匠问：“信主有什么好处呢？”传教士说：“信了主，你马上就能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说：“我现在就知道。我是一个杀猪的，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杀猪去。”传教士想了半天说，你说得也对，但你总不能说你没有忧愁。杀猪匠说：“那倒是，任何人都有难处。但轮不到上帝身上，上帝能告诉我什么？”传教士回答：“主马上会告诉你，你是个罪人。”杀猪匠立马急了：“我跟他连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还没有见过面，他咋知道错就在我呢？”后来传教士死后，杀猪匠在破庙里发现了传教士留下的一张纸。那个传教士一辈子传教却没有教堂，他在纸上画的是一座有彩绘玻璃窗的宏大教堂。杀猪匠仿佛感到所有的窗子都推开了，教堂上的钟在轰鸣……这时才感到那份心里的震撼。杀猪匠认为死去的传教士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师，没有把教传给别人，而是传给了自己。他立志用秫秸秆把教堂搭起来。但秫秸秆教堂被他老婆当做柴火在灶里给烧了，蒸出来一锅雪白的馒头。作家对此的感悟是，世界性意义一个是功能性的，另一个是存在性的。前者指的是符号能传多远，后者指的则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比如一个村庄也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当一部汉语作品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翻译这时已经充当了作者。而且文本的转换除了意义的流失之外，看问题的角度包括世界观等也可能会截然不同。“作为一个作家，我要把‘教’传给我自己喜欢的人，这时就已经站在世界性的地图上。”

　　“文学就是作家个人的文学，属于世界还是属于中国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作家阎连科讲的故事是，少年时候时常感到饥饿，一天放学后回家，发现母亲做的饭非常好吃。吃完一碗又去盛第二碗，却发现锅里竟掉进了一本“语录本”，让当时的他倍觉纳闷：难道政治的东西也可以让饭变得好吃起来？阎连科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会把写作资源分配给不同时代的作家和同时代的不同作家。每一代的作家都有其不同的写作资源，而同时代的不同作家在共有写作资源时，又有属于你和属于他的大致分配。如自己这样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总会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感同身受地发言和写作。历史分配给这一代作家独特的写作资源有时会显得十分沉重，但我们不应忘记和逃避，而应更多地去想如何超越和超越多少。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复杂性、丰富性和荒谬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我们又似乎身临其外，缺少参与和洞悉这个社会本质与精神的眼光和能力，这使我们对现实写作时显得无能为力或力不从心，无法以最独有的、个人的方式写出“这个时代的作品”。“总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代的迅速变化，我发现写作资源是会枯竭的。写作到今天，作家必须要考虑对写作资源的重新占有和最为独特、个性的对写作资源的文学利用。我们不可能和青年人去争夺属于他们的写作资源，也没这个能力去争夺。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农人和土地是我们最根本的写作资源。然而今天我们居住和生活的都市离早已变化的乡村和农人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真正了解土地和那些血肉相连的农人。而一旦失去这些东西，就意味着我们尤其是我对写作资源的彻底失去。”

作家莫言也认为，不同的作家处理同样的题材，由于个性使然，写出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当下中国的反映，并不是照相式的反映，而是充满了作家强烈的个人意识。托尔斯泰的作品可以让中国的读者看到落泪，中国的《红楼梦》也会让外国读者感动，皆是因为作品传达出人类共同的东西。作家首先必须立足于本土，而他探究的又是深刻的人性，同时不放弃艺术上的探索。这样的作品才能进入更广泛的世界文学之林。

　　评论家谢有顺就此谈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说过：“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个村庄也是一个世界，这符合写作本身的规律。一个作家的写作首先应该有一个来自本土的根据地，让自己的内心精神扎根，也要为自己的母语人所能够分享。这是写作的最高境界。作家写作时要善于经营自己的领地(不管那块领地是大是小)，下苦功夫多做案头工作。人类有一个共享的生命世界，写作就是不断地为这个共享的世界提供个体的经验、视角和精神形态；不能完成对自身生命世界的塑造，写作就无法分享那个共享性的生命图景。而生命作为一门学问，它也有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方面的讲究，具体而言，就是写作要有对生命之道的辨识和肯定，要有对生命自我展开这一过程的实证和雕刻，同时还要有鲜明的文体意识。首先是确证这一生命形态的真实性，接着是确证作家对这个生命世界的体验挺进到了何种程度，最后还要看作家是否创造了新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完成了这种自我确证之后，作家虽然还是那个“孤独的个人”，但他因为建立起了自己独有的探查生命、解析生命的学问，就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被审视和被分享的价值。因此，当代汉语文学在通往世界主义的道路上，其意义和影响并不是为翻译量或传播效果所决定的，而是为它自身所创造的生命图景的质量和强度以及他对这一生命图景的有效书写所决定的。

　　那些立足本土、深刻探究人性又不乏艺术创新的优秀作品即使被忠实地译成英文或其他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就一定会得到读者大众的欣赏吗？王宁提醒作家们要正视这样的困难：“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明显地打上了各种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严肃文学和另一些高雅文化产品受到大众文化崛起的挑战和冲击，几乎被放逐到了社会的边缘。”作家既不能在牺牲文学创作艺术性的前提下与商业大潮相妥协，又不能在丢弃精英文学独特品质的情况下取悦新的文化——经济氛围和读者大众，依然是当下需要作出的艰苦求索。